战争中的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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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拜占庭帝国时期，人们并不以“拜占庭帝国”之名称呼之，事实上“拜占庭”一词只用来形容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古代拜占庭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臣民们自称Rhomaioi（罗马人），因为他们与君士坦丁堡——以罗马帝国首位基督徒统治者君士坦丁一世命名的城市——联系在一起，而当罗马失却了其在世界上显赫地位之时，君士坦丁堡成为了罗马帝国的首都。另外她也是继续发扬罗马文明传统的信仰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于是，后者也同样被定性为文明社会，而东正教作为主导性的宗教与精神力量，保护着这世界，也继续受到上帝的支持。“（东）正教”一词的字面意思是纠正信仰，拜占庭人认为这对于他们的生存是极为重要的。因而，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看，“拜占庭”可以解释成更冗长的“中世纪东罗马帝国”，因为从历史观点来看，这才是“拜占庭”一词的真正含义。

自罗马帝国西半部的最后残余完全融入诸蛮族王国的5世纪后期始，至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1448-53）阵亡止，帝国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战乱不绝。这是拜占庭在南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战略态势的必然结果。她受到强邻和弱邻的连续挑战—起初是东方的波斯帝国，随后是在那里崛起的各种伊斯兰势力—在北方，6至7世纪有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突厥人的一支），7世纪末至11世纪早期有保加尔人，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有匈牙利人和其后的塞尔维亚人。最终是征服了希腊和南巴尔干的奥斯曼突厥人。拜占庭与5世纪时产生于西罗马废墟上的西方国家间关系复杂而紧张，其原因不光是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基督教世界中的两大教区势力—亚历山大、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三教区在7世纪被伊斯兰征服后力量已远远衰落—间的政治竞争。拜占庭之所以能延续千年，部分在于其内部的健全体系，和有效的财政、军事系统；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一直持续到11世纪的源自昔日罗马传统的优势。但是随着其西方和北方邻国资源的不断增长以及政治的日趋稳定，他们终能挑战帝国的显赫地位，并在13世纪初使其成为了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西方政治的傀儡，和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强盛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经济利益的附庸。在本书中，我们会着眼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保护自身长久延续的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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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疆土

拜占庭，或称中世纪东罗马帝国，其疆土基本被局限在南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一带—大体上即现代的希腊和土耳其。6世纪中叶查士丁尼皇帝对西方发动的成功远征大大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囊括了自大西洋到埃及的整个北非海岸，以及西班牙东南沿海，意大利和北抵多瑙河的巴尔干地区。但到了6世纪晚期，意大利已被伦巴第人攫夺，旋即西哥特人也将帝国的行政机构从西班牙逐出。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连同埃及的所有东方行省在6世纪40年代早期均陷入伊斯兰教徒之手，到了6世纪90年代北非也步上后尘。半世纪的战事让帝国丢掉了许多最富庶的省份，丧失了大量维持政府、统治精英和必要机关—比如军队—的财政岁入。

帝国的余留领土大多是山区或不毛之地，可供开发的地区非常有限。然而，帝国采取了一种有效的（对于中世纪来说）财政管理和税收制度，榨取了最大限度的人力和农业资源。而且拜占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精心策划的外交手段，庞大的使节和间谍网，对强邻与敌手进行的挑拨离间以及用大量“补贴”破财消灾等做法来保障自身的长久存在。这些措施对帝国来说必不可少，因为尽管君士坦丁堡自身拥有不错的防御工事和御敌战略，但强敌环伺的拜占庭在历史上常常与两国甚或三国同时交战。10世纪的意大利外交家克雷默那的利特普兰描写到帝国被那些凶悍的蛮族—匈牙利人、帕臣涅格人、卡扎尔人、罗斯人等等—团团围住时，很形象的表现出当时的情形。

7世纪至13世纪帝国军事行动的焦点在小亚细亚。这里因气候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分为三个区域：海岸平原、中央高原以及分割两者的山脉。中央高原夏季干热，冬季严寒，除了某些河谷区以外，这里主要的经济形式是畜牧业—羊、牛和马的养殖。多产农地和稠密人烟大多在拥有较温和的“地中海气候”的沿海地带，而且这里也是政府最重要的岁入来源。地区间定居点分布的差异情况也极为类似—绝大多数城镇和城市都位于海岸，而山区和高原则零星分布少许。巴尔干的情形也差不多。这种地理条件影响了帝国的道路和通信系统，她在进行战略规划和战役组织时要考量这些因素。当然，后勤学上的考虑—如何调动和分配人力、粮食、牲畜和武器等等—在帝国从险恶的战略态势下的生存能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一支军队，无论其规模如何，无论其属于拜占庭或是敌方，它在小亚细亚行军作战都会面临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相对缺水、无遮无掩的野地中延伸的漫长道路以及分割沿海地区和中央高原的崎岖山地上尤为突出。罗马、希腊时代造就的复杂的道路系统在拜占庭时期部分尚存，但帝国在6世纪后又发展出一系列军事大道，并辅以大量设防驿站和军事基地，其原因是那些道路同样成为阿拉伯军队进出的通道。帝国的战略需要调整，道路系统也是一样—某些道路投入使用，而另一些则被放弃。

巴尔干半岛的地貌崎岖破碎，它大体上分为两个地区：土地丰饶、人口较为密集的沿海沿河平原（色雷斯、塞萨利与多瑙河流域南部）；以及占地三分之二的山区—东北-西南走向的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坐落于西部，南方的品都斯山脉与之融合，二者构成了希腊中西部的主导地形；巴尔干山链从摩拉维亚河一直延伸到黑海海岸，罗多彼山脉在南部形成一个拱形，穿越马其顿地区直指色雷斯平原。在这种破碎地形的影响下，从河谷到海岸，每一道为高地山脊所分隔的地区都产生出独树一帜的地理政治单位。

一定数量的古代道路为进入或穿越巴尔干提供了方便。该地相对狭窄而高峻，内部通路很容易被控制，这种地形也使得巴尔干成为实施游击战术的理想场所—战场条件相当恶劣，而且有些地区在冬天很难进入。拜占庭在该地的通信系统和政治权威证明了在古代和中世纪，除了塞萨洛尼基和君士坦丁堡之外，南巴尔干再没有显著的军事焦点，无论在半岛边缘还是破碎的内部。

小亚细亚的地理条件影响了土地的使用，巴尔干也是如此。丘陵和山地被森林覆盖，而更矮的山麓地区则分布着乔木、灌木和野生牧草，只适合放牧。农业活动被局限在塞萨利、马其顿和多瑙河流域的平原、河谷及海岸地带。海洋充当了重要角色，因为它从三面包围了巴尔干半岛，除了北方。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高度曲折的海岸线与远方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不过，相对方便的海上交通的缺点是，它使得南巴尔干半岛门户洞开。

罗马军队长胜而高效的因素之一是军道系统，大部分道路建设于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中叶。贸易、平民交通和信息传递也从这个道路网中获益。但是到了4-5世纪，道路系统渐渐衰败—这是帝国经济、社会剧变的写照和后果。这也导致了轮式载具的渐渐无人问津，因为日久失修的道路不再适合车辆的行进。相应的，对驮畜的依赖越发增强。

6世纪后数量有限的重要道路的维护负担被施加给地方。在6世纪或7世纪，包括畜群、驿马和轻型推车的快速驿站系统和包括牛车等重型载具在内的缓速驿站系统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体系，并持续运作到帝国的最后岁月。帝国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道路系统没有如今的那么庞大，但同样有效。然而维护费用和监督保养的问题又使得这些道路几乎只能用于畜群，只有在城镇和堡垒附近才会对道路进行铺设。一般来说海运要简便、廉价的多。在长距离运送大批货物，诸如粮食时尤为明显。牲畜的饲料费用，雇佣车夫的费用，通行税，以及牛车的缓慢速度都大大提高了货物的运输成本，使其大大超过了原来的价格。只有政府和军队，一部分教会和少许富有的私人具有支付能力。相比较而言，船运更有效，一条船，一小批船员就可以运送大量货物，而花费的资金总额则相对少的多。

这就是晚期罗马帝国和中世纪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所处的世界，也是拜占庭政治、外交、军事、社会发展的大舞台。地理和物质世界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文化前提—拜占庭的“思想世界”也部分影响了我们所说的“历史”中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通信手段，人力和信息的传递速度是军队效率或支持一场战役所需资源的有效性的关键方面。地理条件影响了政府的运作，农业财富的数量决定了决策成功的可能性，人口的分布，人民的安康，生产和消耗率，以及畜力的有效性等等。当然，地理因素还是帝国战争和战略组织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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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历史纵览

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西部已经成为蛮族王国的大拼盘。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认为这部分已丧失的土地仍属于帝国，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蛮族国王当作自己的合法代理人，由他们负责管理那些省份中的罗马事务，直到君士坦丁堡有能力完全恢复当地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存在为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东哥特人首领塞奥多里克，他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尽管他名义上归皇帝统治。5世纪末，高卢北部的萨利安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有意皈依了正统基督教，此举为其赢得了罗马教皇和帝国皇帝的赞赏和支持，他也宣称自己归顺帝国，至少在名义上如此。在罗马皇帝眼里，西部并没有“丧失”，而只是暂时脱离了帝国的权威。

查士丁尼皇帝（527-565）以此为正当理由发动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光复战争，旨在重塑昔日罗马帝国鼎盛的荣光—534年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北非，552年从东哥特人手中收复意大利。然而该计划太过野心勃勃，以至于毫无硕果永存的机会。虽然皇帝的原定目标已然近在眼前，但他死后，帝国出现了无数问题，这说明这些问题都是因他的政策而起。与波斯帝国在东部的战争使得资源持续紧张，前线永远缺乏足够兵力。565年查士丁尼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极度扩张，却在财政和军事两方面极度枯竭的帝国。他的继任者面对着新的敌人：空空如也的国库，民众对重税的不满，对兵力以及维持他们所必需的物资的迫切需求。波斯战争重新打响，而568年日尔曼族的伦巴第人为了躲避阿瓦尔人—一支建立起广袤的草原帝国的突厥族—离开家乡沿多瑙河及德拉沃河进入意大利。伦巴第人很快冲破了半岛北部的罗马人防线，在中部和南部建立了许多独立的酋邦，阿瓦尔人则成为帝国在北巴尔干的主要对手。从5世纪70年代到莫里斯皇帝（582-602）统治末期，帝国才在东部及多瑙河沿线重新建立起脆弱的平衡。

602年多瑙河军队发动的兵变将莫里斯赶下台，百夫长福卡斯一步登天。晚期拜占庭的史料将福卡斯（602-610）视作暴君，他在610年被推翻，非洲军事长官之子伊拉克略取而代之。伊拉克略统治帝国直到641年。